范佳（1925～1948），又名何锋，广东省宝安县葵涌镇土洋村（今深圳市龙岗区）人，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。他3岁时，父亲因家贫所迫，远渡重洋到南洋谋生，一直下落不明。母亲以务农为业，家有2亩多土地，农闲时，她经常到沙鱼涌挑运棉纱、煤油等货物到茜坑、淡水等地，挣点脚钱，常年种田和挑担所得，仅能维持一日三餐粥汤度日。范佳有个妹妹叫范宝兰，兄妹俩就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由母亲抚养长大。范佳幼年懂事，孝敬母亲，热爱劳动，一有空就帮助母亲放牛，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。母亲也十分爱护他，当时土洋村学校读书是免费的，他10岁时，母亲就送他入学读书。
　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，全国抗日战争爆发。在抗日救亡的高潮推动下，土洋村学校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队，经常到葵涌圩、沙鱼涌和土洋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，发动群众起来抗日。为了发动各界民众捐款慰劳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，范佳与同学们一起做纸花到葵涌圩、沙鱼涌、溪涌等地义卖捐款。他卖纸花时，非常认真负责，一见客商他马上上前将纸花插进客商口袋，随即就说： “请先生买花捐款救国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每次，他卖花的钱比其他同学都要多。
　　1938年冬，土洋村党组织发动群众成立武装自卫队，进行锄奸肃特、维护治安等活动。范佳只有13岁，也积极要求参加自卫队。队长看他年纪太小没批准，劝他长大些才参加。他当时虽然不大高兴，但没有泄气。土洋村党支部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和思想觉悟，布置学校负责举办民众夜校，范佳积极发动群众参加，成为夜校的积极分子。
　　1941年2月4日，日军扫荡葵涌、沙鱼涌等地，并驻扎下来。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，土洋村党支部分别组织了农民、妇女、青年等3个抗敌同志会。范佳参加青年抗敌同志会后，注意团结其他会员，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。无论是到日军营房附近散发传单、侦察敌情，还是为我游击队传送情报，他都积极完成任务。这期间，他参加了青抗会组织的学习活动，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。
　　1943年，范佳在土洋村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此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加入了村武装自卫队。一次，彭沃领导的游击队袭击驻在葵涌的反动杂牌军梁永年部，范佳和其他自卫队员30多人一起积极帮助游击队搬运武器弹药等物资，抢救伤员抬担架等，他不怕艰苦和危险，为战斗胜利出了很大力，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。
　　1944年4月，范佳参加乡武工队，积极锄奸肃特，协助部队作战。1945年，他因工作需要改名何锋，调入东江纵队做税务工作。当时做税务工作流动性很大，随时可能遇到敌人的袭击和捕杀。但范佳不怕，每天从沙鱼涌到葵涌、茜坑、淡水等地收税。不久他又先后调到东江河税站和横岗税站从事税收工作。
　　1946年1月25日，是横岗圩圩日，全站同志在圩内收税，遭到驻在龙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五四师一个营的远途奔袭。敌军先派便衣队潜入横岗圩，大队武装则从水浸围入圩，发觉我税站同志就开枪射击。税站一位姓林的工作人员受伤被捕。范佳和沙冠同志等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机智勇敢地冲出横岗圩，安全撤回山子下村。范佳背着的10多万元税款，分文不少。28 日，范佳和税站陶元同志等到深圳沙湾收税，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，当时敌人使用轻机枪进行猛烈扫射，范佳带领同志们隐蔽好，躲过了敌人，安全撤出。1946年2、3月间，范佳等人在河坳排茶寮收税，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，其中税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被俘叛变。范佳为了税站同志的安全，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地冲出包围，跑回税站报告。税站全体人员立即转移，避免了损失。
　　1946年6月底，东江纵队北撤，范佳奉命复员回到土洋村。国民党军队背信弃义，调集重兵经常到葵涌土洋村等地清乡扫荡，搜捕我地下党员和东纵复员人员。范佳和本村地下党同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团结一道开展斗争，以昼伏夜出的办法，避过国民党军队的搜捕。
　　1947年初，广东党组织恢复武装斗争，在惠阳、东莞、宝安成立了惠东宝护乡团，范佳又遵照党组织的决定于同年3月返回部队。团部为了解决部队给养问题，调范佳做税务工作。当时，他在江南税站，税站收税的范围很广，包括沙鱼涌、葵涌、分水坳、园墩、三家村、茜坑、坪山、横岗、龙岗等地，横直几十公里，加上人员少，地方复杂。范佳不怕艰苦，早出晚归，千方百计和同志们一起做好税收工作。
　　范佳平时很注意群众工作，所到之处与群众关系很好，在税站驻坪山杨木坑村期间，工作之余，就走家串舍，了解情况，做群众思想工作。村里的小青年陈桂生学习没有笔墨，范佳就趁外出收税时顺带买回给他。全村群众也很爱护范佳，一天，范佳外出收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追捕，半夜时分他才脱险回到杨木坑村。他又饥又渴，来到陈桂生家，陈的母亲马上起身把仅有的一点米煲饭给他吃。没有菜，又把仅存的咸菜拿出来。范佳吃完饭后说，今晚的饭比云香楼（坪山圩的一间茶楼）的还要香甜。